嵩岳蒼蒼，河水泱泱。中原，有著太多的故事可講。習(xí)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感慨道：這里“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，兩腳一踩就是秦磚漢瓦”。的確，無論是諸侯逐鹿中原的兵戈往事，還是唐宋王朝創(chuàng)造的帝都夢華，這片古老土地上演繹了太多的傳奇與輝煌，續(xù)寫著中華民族不朽的篇章。
問鼎中原 權(quán)衡天下
鼎，是權(quán)力的象征。于河南新鄭鄭國祭祀遺址出土的“九鼎八簋”，向世人揭示了春秋時期群雄逐鹿中原的歷史記憶。九件銅鼎分別高54.5厘米至47.5厘米不等，形制相同，大小依次遞減。八件銅簋形制相同，大小相近，均為圓形帶蓋。西周時期，鼎在祭祀、宴饗、隨葬時的數(shù)量，依貴族身份分為五等，天子九鼎八簋、諸侯七鼎六簋、大夫五鼎四簋、卿（士）三鼎二簋、低級的士一鼎，依次遞減，不得逾越，這便是“藏禮于器”。鄭國祭祀遺址出土的“九鼎八簋”，是春秋時期諸侯國僭越禮制、走向禮崩樂壞的歷史明證。
這一時期，各諸侯秣馬厲兵，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昭然若揭。公元前606年，楚莊王以討伐北方的少數(shù)民族為由，把大量軍隊駐扎在周王朝都城洛陽的郊外，并舉行隆重的閱兵儀式，想以此炫耀實力、震懾周天子。楚莊王對周天子派來的官員說：“周天子的九鼎有多大，有多重？”這句話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，就是要與周天子來比一比權(quán)力和力量。這就是“問鼎中原”成語典故的來歷。
楚國，這個昔日偏遠于中原的小小邦國，最終能夠躋身“春秋五霸”與“戰(zhàn)國七雄”的顯赫行列，無疑是其長期勵精圖治、奮發(fā)圖強的必然結(jié)果。而這一輝煌歷程，有一件珍貴的文物便可作為有力證明，那便是工藝精湛、紋飾繁復(fù)的“云紋銅禁”。它出土于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，墓主是楚莊王的兒子子庚。
云紋銅禁通高30厘米，器身長103厘米、寬46厘米，器身由粗細不同的5層銅梗組成，四周以透雕多層云紋裝飾，上部攀附12條龍形怪獸，形成群龍拱衛(wèi)的場面，下部12只龍形怪獸蹲踞為足，承托器身。如此華美的幾案，為何取名“禁”呢？禁者，忌也。商代貴族嗜酒成風(fēng)，周王認為商滅亡的原因在于嗜酒無度，為維護統(tǒng)治，發(fā)布了中國最早的禁酒令《酒誥》，規(guī)定王公諸侯非祭祀不準飲酒，民眾聚飲處死。云紋銅禁是目前所見體量最大、紋飾最精美的銅禁，想必楚人是以此明志，汲取前車之鑒，力戒驕奢淫逸，以圖爭霸中原。
歷史的發(fā)展最終也沒有如楚人所愿，公元前223年楚國被西邊的鄰國秦國所滅。不久之后，秦國又滅掉燕國、齊國，平定南方百越，完成統(tǒng)一大業(yè)。秦始皇推行郡縣制，實行書同文、車同軌，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(quán)國家。
秦始皇廿六年詔書權(quán)是秦始皇實行新政的見證者。權(quán)，即秤錘，是衡器的一種。秦權(quán)多作砝碼使用，即提紐在衡桿正中部位，衡平則標準。此權(quán)出土于河南省寶豐縣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古城遺址，用生鐵鑄成，半球狀，平底，實心，頂部有圓拱形橋鈕，高15.8厘米，直徑25厘米，鈕長15.5厘米，器身一周有自右向左的銘文40字，銘文為陽文篆體，大意是秦二十六年始皇兼并各諸侯國，統(tǒng)一全國，百姓安居樂業(yè)，立皇帝稱號，下詔書令丞相隗狀、王綰，制定統(tǒng)一度量衡的法令，將混亂的度量衡統(tǒng)一起來。
秦始皇頒布衡制“五權(quán)法”，即銖、兩、斤、鈞、石，確立了一石為四鈞、一鈞為三十斤、一斤為十六兩、一兩為廿四銖的單位進制。這件鐵權(quán)重30公斤，相當于秦制120斤，也就是秦制1石的重量。秦始皇曾以“權(quán)”量盡天下萬物，卻終究未能稱出民心之沉重分量。
“四神”祥瑞 玉衣不朽
秦二世而亡，漢取而代之。西漢是我國封建社會發(fā)展的一個高峰，經(jīng)濟、政治、文化得到全面發(fā)展。地處河南開封至山東泰安一帶的梁國，是西漢初期最強盛的藩國之一。漢梁王墓群出土的文物，為人們揭開了那個社會文化風(fēng)俗的神秘面紗。
《四神云氣圖》發(fā)掘于河南省商丘永城芒碭山柿園漢墓，墓主是西漢梁國第二代王——梁共王劉買。它被譽為“敦煌之前的敦煌”，整幅壁畫長5.14米，寬3.27米，整體面積約16.8平方米，是中國目前所見時代最早、畫面最大、級別最高、保存最為完整的壁畫。其以紅色為底，用白、綠、黑等顏色繪有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怪獸四個神獸。龍呈S形彎曲，占據(jù)整幅畫面的中央，龍舌卷住一怪獸的尾部，龍身覆滿鱗紋，背生有雙翼，足踏云氣、長枝花朵等。龍舌卷住的怪獸為鴨嘴、長頸、魚身，身覆魚鱗紋，背生羽翼。下方白虎前爪攀附在仙山上，口銜長枝花朵。上方朱雀長喙啄住龍首的一只長角，長長的雀尾上揚飄擺。
“四神”、云紋等共同構(gòu)建出了一個神秘而奇幻的世界，讓觀者仿佛置身于漢代人所想象的神話仙境之中。“四神”本是天文中表示方位的動物形象，分別代表天上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個方位的星宿。但從畫面的布局上看，《四神云氣圖》中的“四神”形象并非表示方位，而是祥瑞的表達，各種動物以其祥瑞身軀擔(dān)任著助人升仙的職責(zé)，引導(dǎo)墓主的靈魂進入仙界。這體現(xiàn)了漢人對于自身生命存在的認識，折射出他們的生活狀態(tài)以及對生命的熱愛。
于河南省商丘永城僖山一號漢墓出土的金縷玉衣，也體現(xiàn)了漢人對生命的哲思。其主人是西漢晚期某位梁王。玉衣分為頭部、上衣、褲筒、手和鞋五部分。頭部由臉蓋和頭罩構(gòu)成，臉上勾勒鼻子的輪廓；上衣由前片、后片、左右袖筒組成；褲筒、手、鞋各分左右兩件；手部作握拳狀，鞋為方頭高筒形。全套玉衣共由2008片玉片組成，玉片之間用金絲加以連綴。
在漢代文獻中，玉衣又稱“玉匣”，是漢代皇帝和高級貴族死時用的殮服。古人認為，天然的玉石凝結(jié)了天地精華，只要把玉器覆蓋在尸體的表面便可以保護尸身不朽，使魂魄化氣升天。因此，他們不僅生前熱衷佩戴玉器，死后還要口含玉片，用玉石制作殮衣，這使得漢代厚葬之風(fēng)空前盛行。
三國時期，曹魏定都洛陽。由于戰(zhàn)爭頻繁，經(jīng)濟遭到破壞，反對厚葬、注重社會實際的思想開始流行，曹操和曹丕父子成為薄葬之風(fēng)的先行者。此時，這些權(quán)貴認識到，用玉衣等進行厚葬，不僅勞民傷財，還可能會引來盜墓者，本期待用玉衣來保護尸體不朽，結(jié)果卻骸骨無存。隨著魏晉風(fēng)氣的轉(zhuǎn)變，漢代玉衣和葬玉文化從此塵封。
盡管古人追求生命不息的行為帶有迷信色彩，但他們對死亡的深刻哲思，展現(xiàn)了中華民族對于生命本質(zhì)的永恒探索與深刻理解。
“簡”明武愿 “釉”出風(fēng)雅
唐宋時期，中原地區(qū)成為全國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一個重要中樞。這片土地上發(fā)生的故事，不僅影響了歷史的發(fā)展進程，還深刻塑造了民族性格與文化根基。
武則天金簡出土于河南省登封嵩山峻極峰北側(cè)石縫中，長36.2厘米、寬8厘米、重223.5克，由純度90%的黃金制作而成，是河南博物院的鎮(zhèn)院之寶。其上雙鉤鏨刻銘文3行63字，銘文大意是說，大周國的皇帝武曌，信奉道教真神，在中岳嵩山向天地諸神獻上這枚金簡，希望各路神仙能夠除去武曌在人間的罪過。
簡，是古人在出訪時書寫自我介紹及表達意愿的一種載體，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名片。唐以后的歷代帝王在祭祀封禪時，多有投簡的傳統(tǒng)，目前我國發(fā)現(xiàn)的有銅簡、銀簡、玉簡等，金簡則為首次發(fā)現(xiàn)。這枚金簡是我國目前唯一見到的、與武則天有直接聯(lián)系的可移動文物，也是認識和研究女皇武則天生平事跡及其晚年思想的寶貴史料。
金簡上有五個武則天自造字，分別為國、曌、日、月、臣。武則天稱帝以后先后創(chuàng)造了19個自造文字，通過造字宣揚她的治國方略，傳達她的對于國家、人臣、天地的思想，樹立作為人君崇高的地位。銘文內(nèi)容雖簡短，但揭示了我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在晚年時的所思所想。她認為自己有哪些罪過？為什么要祈求除去這些罪過？這些問題的答案，既是這位女皇帝的反思，也是她對自己傳奇一生的評價。
不可否認的是，武后統(tǒng)治時代是唐朝的極盛時期，洛陽也成為當時的國際化大都市。她展現(xiàn)了女性在政治舞臺上的聰明才智，也為社會進步樹立了新的標桿。
宋朝，是一個風(fēng)雅時代。出土于河南省寶豐清涼寺村的汝窯天藍釉刻花鵝頸瓶，讓人們得以窺見宋人的雅趣與獨特審美。這件汝瓷敞口、細頸，腹部渾圓飽滿，下有圈足，線條紋飾柔和流暢；通體表面滿施有天藍釉，顏色色澤恰似雨過天晴般的清新素雅；在頸部與腹部采用了纏枝蓮花紋的紋飾，題材清雅灑脫，紋飾流暢細膩。
在北宋五大名窯“汝、鈞、官、哥、定”中，河南不但獨占其三，而且汝窯位居魁首。宋徽宗趙佶曾要求燒制的瓷器必須是“雨過天晴云破處”，匠人經(jīng)過反復(fù)試燒，終于燒制出汝官瓷。汝官窯系御用窯，燒造時間極短，只在北宋晚期燒了大約20年。之后，汝窯消失，技術(shù)失傳。
文獻記載：汝窯有“天青為貴，粉青為尚，天藍彌足珍貴”之稱。天藍釉的形成，主要是在燒制過程中窯位與火候恰臻妙處，因此成品率極低，傳世極少。這件汝官窯天藍釉刻花鵝頸瓶，不但是唯一一件經(jīng)考古工作者科學(xué)發(fā)掘所得的器物，而且是唯一一件刻花作品，稀世難得。
宋人創(chuàng)新創(chuàng)造，為這個世界貢獻了一種不一樣的美。它清雅脫俗、細膩溫婉，融入中國人的骨子里，成為中華民族一種獨特的品格。
